何顺问：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
何顺不满意章洋的阴阴森森、嘀嘀咕咕 期待更多的坦荡与公开
人们往往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天上的太阳，指路的明灯，海船上的罗盘。这些譬喻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思想、真理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人们为了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又往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走不少的弯路。不要一味地怨恨这些斗争，代价和弯路吧，只有受过谬误的折磨的人才会如此地热爱和接受真理；正像只有受过严冬的考验的百灵鸟，才会那样热情动听地歌唱春光。
尹中信捧读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热泪。这些日子，特别在县里开会受到批评以后，他心里有许多疙瘩，有的简直是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死结。现在，一些结子已经解开了，身躯舒展了。原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这样庄重甚至是神圣的旗号下面，却干着颠倒黑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有些事一眼看去简直荒谬绝伦，把空谈说成是革命，把肆无忌惮的诽谤说成是积极进步，把好人说成是四不清的地头蛇，把没有任何理由打倒他们的现实改变成非打倒他们不可的根据，把真正的面目可疑的奸贼视为盟友，把二流子视为骨干，把臆想的图景当作实有的事物，把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当作领导魄力，把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当作高明……短短两个月，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而他尹中信，不过是讲了几句平易近人的、完全没有超出常识的道理：关于要分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遇事要和群众商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就被指斥为“右倾”……
现在呢，文件下来了，清楚、明快，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挡在眼前的迷雾。怎么领导说了一些明白的话就当真明白得无以复加了呢？怎么突然就一句一句都说到尹中信的心坎里了呢？怎么忽地一下子大家都不再梦呓了，而怎么有时候硬是说得头晕脑涨，找不着北呢？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眼前的运动实际告诉尹中信，某种含糊的、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已经和将要造成多少混乱！已经和将要怎样地扩大打击面，伤害好人！用“四不清”三个字几乎囊括了全部农村干部，而在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战斗”中，真正的阶级敌人，真正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将可以浑水摸鱼，坐收渔利。可惜，解放以来，尽管有许多老革命家不断努力与防范纠正，仍然不知有多少假冒革命、经不起推敲的伪提法在报刊和工作中出现；一惊一乍，此伏彼起，电闪雷鸣，混淆视听！
……尹中信看了一上午，中午饭后，他又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记着笔记，画着红线，时而惊叹，时而点头，时而微笑。他比平常多吸了几支烟，他的呼吸缓慢而又深沉。他完全钻到中央文件里去了。正像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儿”不懂得新发展的科学和文化一样，也颇有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不懂得尊重党的文件和指示，他们认为，左右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然而，正如音乐家可以从漫游在五条水平线上的无数蛤蟆蝌蚪中听到雄壮威武的交响乐，建筑师可以从平面图、 剖面图、俯视图上看到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数学家可以从数字符号和图形中理解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伟大和奇妙一样，像尹中信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钻研的是另一种学问，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学问，是领导的艺术。他们从党的文件和各项规定、从貌似平凡的条文中，他们看到的是城乡数亿人民的心愿，看到的是阶级的事业，是有远见与预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雄伟步伐；是那种在政治上，政策上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的敏锐性和严格性；是改造旧生活、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实践的全部壮丽和全部艰难；他们还从这些条文上，闻出了阶级斗争、党的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硝烟……
晚上，赛里木来了。他是代表县委和县社教工作团来传达和宣讲文件的。吃过晚饭，他拉着尹中信去散步，在这样冷的天气散步，是尹中信没有想到过的。但他还是穿上大衣走了出去，赛里木兴致特别高，给尹中信讲一九六三年他在爱国大队蹲点时的情况，讲那一场大雨，讲包廷贵如何被人从乌鲁木齐押送回来。尹中信也想给他说说这个大队最近的一些情况，却不敢张口，一张嘴，刺人的冷气就会冲到胸腔和肠肚里。经过几株不大的杨树的时候，赛里木像孩子一样地摇了摇树干，扑簌扑簌，积雪落了他和尹中信一头一脸一身，赛里木哈哈大笑起来，他紧了紧扎在棉衣外面的宽皮带，告诉尹中信，两个月来，他被剥夺了参加县委工作的权力，尽管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批判”，但就是不叫他工作。只是由于“文件”的发布，才开始恢复了县委和他的工作。现在，县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公社搞“文件”的传达贯彻去了。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这是对运动的攻击，也是对我个人的攻击，不要以为有了‘文件’就可以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今天文件这样说，不等于昨天的文件就说得不对，昨天的工作就做得不好……”
“坐下来谈。”主持会议的别修尔提醒章洋。章洋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更红了。
“您不要着急嘛。”何顺的眼睛仍然看着自己的脚尖，“对照‘文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您总应该听听意见啊！”
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发言虽然简短，但也表示了和何顺的意见大致一样的意思。章洋有点泄气，他反复地看着张贴在会议室里的、赛里木带来的“文件”全文，越看越觉得泄气，动不动一个大文件贴在一面大墙上，墙上有文件，阅读的有农民，文件直接交给老百姓，那么，还要工作队干吗？这么多干部从城里来，受了那么多洋罪，这是图什么呢？像牛一样开始的这个运动，难道将像老鼠一样地结束吗？要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他想。
尹中信和赛里木来到了爱国大队七队，他仍在这里蹲点，用整风的方法来学习“文件”，让大家领会中央的指示，联系实际，总结工作。自从县里的《四清通讯》上刊登了章洋的“著名”材料之后，在尹中信受到县工作团的一个负责人的批评之后，七队的事情，已经是在全县都引人注目的了。
一张又一张的，由自治区党委翻印和翻译了的，由赛里木带来，铅印的汉、维两种文字的“文件”张贴在各个公共场所。队部、文化室、马厩、加工厂以至庄子粮库的宽大的廊沿下面，到处都有人看着、读着、想着。不识字的人，就一遍又一遍地求人代念。然后，就在铅印的文件前面，人们争执起来了，谈论起来了，激动起来了，就像当年读《土地法大纲》《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一样。
召开了党员会议，团员会议，贫下中农会议，妇女会议，干部会议和全体社员会议，反复宣传，反复讨论，把政策直接交给人民群众，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让那些瞧不起庄稼人的家伙们见鬼去吧！我们的农民，哪怕是最边远如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农民，也都是关心政治和富有政治经验的。他们学习这些有实际内容的政策条文（而不是空论），既精明又认真，而且，理解得非常之快。
看看阿卜都热合曼吧。这个满腔热情，像迎接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地迎接了社教干部的老人，又像家门出了忤逆的儿子一样被当头一棒打得直不起腰来；现在，他的胡须又撅起来了，每一根都长得很长、但整个说来又是短短的眉毛又扬起来了，眼睛里又是充满了火星，声音又是高昂而清亮的了。在会议上，他说：
“这个文件是为我们制定的。是为贫下中农，为勤劳忠实的公社社员制定的。它不为坏人说话。它不打击好人。为什么要让伊力哈穆站起来呢？难道伊力哈穆搞过多吃多占欺压乡亲们吗？……我的天！我还以为马木提乡约又要回来了呢，为什么偏偏来整好人呢？为什么不让人民说话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说话了，毛主席老人家了解我们的心……”
在“批斗”伊力哈穆期间，由于看不过、生气而得了一场大病的再娜甫，也赶到了会场，她瘦了一点，但说起话来仍然是声如洪钟，她说：
“这叫什么工作呀？这叫笑话，这叫丢丑！让那个到食堂里去偷牛肉、拿着产妇的诊断书冒充自己的病假证明的尼牙孜泡克去批判伊力哈穆，让那些干过什么事人人都知道的人去攻击我们的好队长，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你们的耻辱。”
热依穆远远地向她使眼色，（在会场或别的场合，他们从来不好意思坐在一起。）然而，她说得正高兴，她毫无顾忌地说了下去。
尼牙孜参加了一次会，以后接连几天不露面了。泰外库基本上按时到会，紧闭双唇，不发一言。库图库扎尔去参加加工厂的学习去了。麦素木思忖着对策，判断着形势，对“文件”的突然出现（他认为是突然的和莫名其妙的）感到失望、悲哀和恐怖；但他不相信事情就会完全逆转。至少拉过来了泰外库，这是重大成就，他想。章洋暂不多说话。然而，他根本不服气。难道原来他积极贯彻内地经验，开展运动是错误的吗？难道伊力哈穆那么多问题如今一风吹掉了吗？等等吧，到具体问题上再说……有一个最愚笨也是最聪明的人，最关心也是最冷淡的人，觉得十分尴尬。他就是穆萨。“文件好是好，就是来得晚了一点，”他想，“为什么不早一点下来呢？哪怕只早十五天，我也不至于……”他叹了口气，“除了马玉琴，儿子和女儿，我再也不管任何别的事喽！”
星期天，闷闷不乐、六神无主的麦素木提着两斤苹果去伊宁市找老爷子——亚力买买提去了。这是一个阴沉欲雪的天气。市街的柏油路上布满了冰雪，城市的孩子在鞋子上绑上冰刀，就在街上滑来滑去，搞得路面更加光滑。道路=冰场，这种风光只有在伊宁市才欣赏得到。不时有人摔倒，有人大叫，有人大笑。道路两旁本来是渠沟的，现在，由于冰屑积雪的覆盖，和马路面看起来一样平了，外来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有时躲车的时候踩上去，扑哧，积雪没了脚脖子。再靠边，零零星星有几个卖葵花籽和莫合烟的人，他们每人都随手带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小“炉子”，里面用煤渣生起火来，这是专门用来烤手的。
麦素木走在这个他从小就十分熟悉的街道上，灰云压迫着他的心，举目四望，一切都是寒酸的，没有意思的，不吸引人的。他感到一种彻骨的忧郁。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作为阿巴斯的后代，本应有何等辉煌的前途，他本应有自己的庄园，自己的马匹，自己的六根棍或迪西罗轻便马车，至少还应该讨七个老婆——那才叫人生一世！所有这些，哪里去了呢？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民族军的军官、人民政府的科长、共产党员，面前本来有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他本来应该当州长，至少是县长，应该出入坐小吉普车，应该经常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到西安和北京出席重要会议，应该有很多人跟随他、羡慕他，每天晚上都有赴不完的宴请，每个箱子里都有放不完的礼品……然而，这一切又都哪里去了呢？他也想着（这是不用专门去想的，因为，这些还活灵活现地在他面前浮动）三年以前，苏侨证，麦斯莫夫，通往霍城边卡的班车，他本来应该到塔什干和阿拉木图，他本来应该依仗自己的经历和聪明去为“那边”效劳，去换取卢布，去组织还乡团，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去搞黑市买卖和教授古文……这一切，为什么又破灭了呢？他的一生都像小孩子玩积木，用红红绿绿的、好看的、光滑的木头搭成了高楼大厦，搭成了飞机轮船，搭成了牌坊宝塔、名胜古迹，就在差一块小小的三角或者半圆的木块一切都会完成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只手，一推，哗啦，积木掉到了地上，掉到了老鼠洞，辛苦一场，连影子也没有留下……
甚至于当他已经没有积木，只是用几根枯树枝搭一个小窝棚的时候也是如此，社教队进点了，一切顺遂，这时来了“二十三条”文件！
其实，他倒有点预感。因为一切太顺利了，章洋“同志”简直就像老爷子给他派去的助手。廉价取得的胜利是令人怀疑的；正像廉价处理的商品总使顾客不放心，甚至感到说不定到头来是自己上了当一样。不过，“二十三条”的下达，赛里木和尹中信的到来，形势的急转直下，仍然使他感到难以理解。现在的事情怎么这样怪呀？早上是那样，晚上又是这样了。我们将怎么样活下去呢？
就这样，麦素木垂头丧气地走进了亚力买买提的冰冻雪封的院子。他的模样活像一条为了立功扑向前去，结果咬错了人挨了主人的一顿棍子，之后十分寂寞扫兴地、悄悄地溜回自己的窝巢里去的狗。他按照惯例用拳头敲了一下亚力买买提住的那间房子的、褪了色的雕花木门，并且念了一句经文。
门开了，亚力买买提瘦得颧骨显得更高了。他那副病容使麦素木一惊，麦素木的到来也使他一怔，他非常阴冷而警惕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下，代替主人的迎客的热情和穆斯林的问候的是一句粗鲁的问话：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您。”
“现在可不是看望的时候。”
“我……有点事。”
“出了什么事吗？”
“倒也没什么。”
亚力买买提没有理他，既不逐客也不请进，只像没有麦素木一般，他自顾自地回到屋里，坐在一把带着圆靠背的、老式的木椅上，麦素木没有计较这些，他跟随着进了屋去。他毕竟不是来做客的呀。
“说吧。”亚力买买提吩咐道。他今天好像是特别不想说话。
麦素木简单地叙述了这一段情况。“可忽然出来了一个‘文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呢！”他最后说。
“嗯。”亚力买买提的口气是冷漠的。他掏出一包纸烟，自己先点着一支，叼在嘴唇上，再把烟盒和打火机推给麦素木，他的样子似乎在想别的事情。
麦素木没有吸烟，也没有说话，觉得空气有些压抑。
这样沉默了一会儿，亚力买买提把还剩了大半截的烟扔到了地上，踩灭，他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你活动得稍稍冒了一点，”他用手势阻止住麦素木，麦素木嘴一动一动，想为自己辩护，“我知道，你要说是我让你这样做的。一切要适可而止。最重要的是您自己，您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本钱。什么时候也不能蚀了本。我们的事情是长远的，直到……他们打回来。在此以前，我们应该像盐化在水里一样地杳无音迹。逐渐地，极其小心地积蓄力量，发展我们的人；这样，一旦有用得着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宝贵的资源……”
“我也是这样想，”麦素木插嘴说，“所以我才想办法帮助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确实是一个有用之才。可惜，他露出的破绽已经太多了，四清工作队还没有进点，已经有许多人用眼睛盯着他，准备着收拾他了。谁知道，来了一个章洋组长，加上我们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把斗争的矛头转到伊力哈穆身上，可现在，又危险了！”
“让库图库扎尔顶住！”亚力买买提说，“只要他能坚持几个月，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至于你自己，就更要保重了。看来，北京已经调整四清的搞法，这打乱了我们的一些计划，我们要销声匿迹，保存自己。然而，我们是有希望的。我告诉你……”亚力买买提放低了声音，用手一招。麦素木连忙把耳朵凑过来。虽然是在自己的家中，亚力买买提仍然是耳语。他说：
“不要以为共产党能够长久地掌权。美国、苏联、印度、欧洲和日本，到处都是反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势力。过去咱们的那帮人，已经组织了一支部队。他们时刻都在操练着。您还记得木拉托夫吗？他现在是一个团的团长。再说，从最近的情况看来，共产党远远不是铁板一块。虽然他们现在调整了政策，大张旗鼓地宣传着他们的‘文件’，他们的文件也会与文件打架，这里头也有权力斗争。何况还有台湾的蒋先生。哈密专员要尔勃斯现在在台湾呢。中亚这边，还有英国人支持的泛土耳其主义，还有东突厥的集团，还有青海和宁夏的地方武装……未来呢，难免还有新的纠纷、分裂以至于混乱。这样斗下去，他们早晚要不就四面树敌，顾头顾不上尾，要不把自己斗乱乎了完事。我们活动的时机仍会到来。像你们的章组长那样的什么都没有弄清先上来冲锋陷阵的好汉子，还会有很多的！”
亚力买买提的分析使麦素木一阵阵热起来，到这时，他才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
“但是，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亚力买买提的嘴角一撇，现出一种冷酷的、近乎威胁的表情，“有事，我们会找你的。这样对你也更好一些。也可能几个月，也可能两三年，您要自己掌握一切。但是，不论什么情况下，您应该相信，我们存在着，那支部队存在着……”
“为什么？为什么您又不让我来了？赖提甫呢？赖提甫哪里去了？”
“为了安全。明白吗？为了安全。别的，就不要问了。请！”亚力买买提严厉地说，然后，拉开了门。
等麦素木神志恢复正常的时候，已经走在水磨轰鸣的阿衣登街上了。究竟怎么了？是赖提甫出了事了吗？还是亚力买买提本人的处境成了问题？太可怕了。唉，谁让他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经文呢？做一个依麻穆，用拉长了的、令人感动得落泪的声音诵读《古兰经》，这才是最安全、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啊。无意之中，麦素木来到了当年的经文学校的旁边，现在，这里是一所普通的全日制小学，校门大开，许多小孩子在奔跑，在呼叫，在嬉闹。一辆汽车从身旁驶了过去。一个女孩子，挑着许多个美丽的小陶罐走过，她是卖熟奶的，熟奶装到一个个土橙色的陶罐里，显得非常可爱。斜对面的楼里传出冬不拉的琴声。有一个母亲用唱歌一样的嗓子转着弯在呼叫自己的女儿。所有的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都过得平静和幸福。然而他，麦素木和他的“友人”们，将要战战兢兢、心怀鬼胎勉强度日，活像是几只躲在有猫儿把守洞口的洞里的老鼠。
小说人语：
孟子当年就告诉我们：“……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至于四十年前的敌不敌的问题，一言难尽，本章的描写，不全是虚构。例如四十年前于新疆就可以听到具有本章亚力买买提倾向的“救国广播电台”的策反节目。
当年的斗争，错综复杂。当年的文件，英勇豪迈、高屋建瓴、浪涛翻滚、精明细密、无微不至而又大义凛然……怎么看怎么对，怎么说怎么强，怎么分析怎么出彩！
该死的经济生活呀，如果不是经济生活这样务实，这样重利，这样不相信激情，我们的思想与文件早已经无敌于天下！
另一种美丽则是装在许多小陶罐里的熟奶，现在这样的生意、这样的风景当然已经消失。
还有小说。最后的纪念。